為民族植物學「正名」

【新聞人物】

盛唐詩人王維有一幅著名畫作，名為《袁安卧雪圖》，畫中孝廉袁安在漫天大雪中，躺在數株翠綠的芭蕉樹下，不畏嚴寒酣然入睡。“雪中芭蕉”是作者任性的藝術想象？還是真的存在？如果是後者，又是哪種植物呢？

通過對植物學、佛教文獻等的查閱和考證，以及多年的物候觀察及實地調查，畫作中的“雪中芭蕉”被認為其植物原型很有可能就是在我國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生長的特有植物——地涌金蓮。

這是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龍春林和他的科研團隊日前最新發布的一項研究成果。在資料庫中稍加檢索發現，他們今年還做過不少有趣的研究。比如，包粽子用到哪些植物的葉子？仫佬族常用的翠雲草、草珊瑚為何能治療感冒咳嗽？貴州黔東南州的農業文化遺產“稻魚鴨系統”為何將不起眼的浮萍納入名中？

不少人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但對這些研究所屬的學科似乎並不了解。

民族植物學是什麼

民族植物學，簡單來說是一門研究人與植物之間相互作用的學科。人類如何認知植物，如何利用植物，如何保護和管理植物及其環境，以及植物如何影響人類的經濟、語言、文化等，都屬於這門學科的探討範疇。

在工業化時代，這門融合了人類學、植物學、生態學的交叉學科的創立和發展，滿足了人類社會發展對植物資源的需求。進入現代社會，隨著人類的關注轉向生態環境保護，民族植物學在保護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實現植物資源可持續利用中的作用得以被重新審視。

30多前，時任中國科學院雲南熱帶植物研究所所長的裴盛基，發表了我國第一篇民族植物學論文《西雙版納民族植物學的初步研究》。雖然此前有國外學者稱“民族植物學的根在中國”，但中國學者在該學術領域的論文記錄一直為“0”。這也因此被認為是這門已有100多年歷史的古老學科在中國“恢復青春”的重要標誌。

然而，30多年過去了，這門學科似乎仍未完全度過自身的存在性危機。來自學術界的質疑從未停止，“出圈”也仍遙遙無望。

年過半百的龍春林，把自己幾乎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來跟這個事“較勁”。

他的學術之路，幾乎是和民族植物學進入中國同時開啟的。1986年，22歲的他成功考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並將植物學確立為自己的研究志向。而就在這一年，他所就讀的研究所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民族植物學研究室，一手“操辦者”裴盛基正是龍春林碩士研究生期間的導師。

如今年近耄耋的裴盛基先生，被公認為中國民族植物學領域的開創者。他不僅創造了這門學科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諸多“第一次”，而且其研究貢獻越過喜馬拉雅、越過邊境線，一路擴散至尼泊爾、孟加拉、巴基斯坦、緬甸、泰國、越南等南亞和東南亞國家。

很難說，這種時間上的巧合和學術脈絡的傳承，對龍春林的學術選擇及發展沒有影響。不過，對於龍春林來說，接過導師手中的接力棒，承擔起推動民族植物學在中國的發展這樣一個使命，更像是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原因很簡單，他不僅是裴盛基先生所帶的學生中學術上最出色的一位，就連國際民族生物學會前任主席安東尼·坎寧漢姆教授，也曾在多個場合說過，“中國的民族植物學做得最好的人是龍春林”。

更直白地說，他是民族植物學這一代學人中，可能最有資格接棒的那位選手。

為什麼是他

1996年，憑藉對基諾族森林管理的研究，龍春林捧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生物圈計劃“青年科學家獎”，那年他32歲。在這之前，中國植物學界還沒有人獲此殊榮。

2005年，他被授予“哈什伯傑獎”。這項以民族植物學開創者的名字命名的獎項堪稱該學科領域的諾貝爾獎，每兩年面向全球評選1次，授予該領域兩位傑出的研究者。龍春林是繼他的導師裴盛基之後第二位來自中國的獲獎者，這一紀錄到現在仍未能被更新。

在這個仍未被探照燈照亮的邊緣學科，一直走在最前，意味著要經歷更長時間的黑暗，承受更大濃度的孤獨。但也唯有那些真正熱愛，並對此秉持信念的人，方能迎來第一縷曙光。

那股噴薄而出的熱愛，源自他最初的生命體驗——從小就奔跑在資江上游朗概山下的少年，早已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他說，無論是身體的病痛還是心理的鬱結，只要鑽進大自然，就神奇地都好了。“每次去野外考察，對我來說，更像是回家”。

而至於“信念感”，他在其生命的至少五分之一時間裡，都在直接面對這三個字。從1999年9月到2009年12月，龍春林作為總工程師、兩位首席科學家之一，組織600多名研究人員投入“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建設和種質資源的收集保存工作。這個“種質方舟”，是中國唯一的國家級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它的建成也標誌著我國生物資源戰略儲備補上了至關重要的一塊拼圖。

2000年前後，龍春林正忙得昏天黑地，成立還不到20載的中國民族植物學墜入“至暗時刻”。由於國家層面的支持乏力，研究經費短缺，學科發展前景不明朗，本就算不上多的學術共同體中，不少人選擇離開。

褪去“初生”的喜悅，這門“古老而年輕”的學科背後那些“成長的煩惱”，被集中推到台前。在隨之泛起的各類質疑中，殺傷力最大的莫過於，不承認這門學科是科學。

“自然科學認為你（民族植物學）是社會科學，因為你沒有嚴格的實驗數據，社會科學也不認為你屬於這個陣營。”龍春林回憶說，民族植物學當時被貼上“四不像”的標籤，在學術界被排斥，處境尷尬。有學者指出，這種困境其實與民族植物學本身的多學科交叉的特徵不無關係。

通往“現代”之路

如何從根本上為民族植物學“正名”？對於這個問題，龍春林有自己的“解法”。

他被認為對該學科最大的貢獻之一是提出了“現代民族植物學”的理論和方法。按照他的解釋，所謂“現代”，就是指用現代的技術手段對當地傳統的植物學知識進行研究。具體來說，用植物化學、分子生物學、信息科學、現代分離技術、波譜技術、藥理學等手段，來分離和鑒定植物化學成分、評價植物遺傳背景和功能基因、建立植物資源利用模型等，再用實驗數據對傳統知識進行科學解讀。

如此，之前的那些可能當地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土方”“土葯”“老說法”將得到驗證，而這又為植物資源和傳統知識之後的保護與利用提供了堅實的科學依據和技術儲備。

“與公認的科學接軌，是讓這門學科獲得認可的最直接途徑，進而融入主流學科。”龍春林說，最終目的還是讓學科價值被承認，研究成果能落地，反過來促進公眾對傳統植物學知識重要性的關注和支持，從而更好地保護、傳承和利用傳統知識。

事實表明，這種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雖然仍有反對的聲音，不過至少在植物學類別、生物多樣性等領域，民族植物學站穩了本就該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2012年，中國植物學會民族植物學分會成立，我們有了自己的學術組織團體，這在中國民族植物學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時隔多年，說起這一段，龍春林仍難掩激動。

打滿下半場

與時間賽跑。這可能是龍春林人生下半場唯一的主題。關於賽跑的壓力，來自於他一直在進行且不斷自我加碼的“搶救計劃”。

那些可能流傳了幾個世紀的植物用藥和文化知識、見證了地球幾多巨變的野生植物，隨時會隨著一位或幾位老人的離世，甚至是一場意外的災難，而被從地球上徹底抹掉痕迹。龍春林必須跟死神、災難這些不期而至的意外賽跑，對那些關於植物的文化與傳統知識進行搶救性的發現和整理。因為，只要被甩在後面，就是永失。

在20歲的時候，龍春林就明確地知道，與植物打交道就是他這一輩子要做的事。於他而言，這也是在為別的生物作貢獻。對民族植物學這門“古老又年輕”的學科來說，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幸運。現在，這種幸運，正等待更多的人來接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