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勞怎麼都在直播？— 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

正在直播的移工，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 （江婉琦／攝影）

印尼看護伊達來台九年，她在跨年那晚跟著同鄉好友走到台北 101 前擠滿人的街道， 拿起手機直播倒數後 2020 年的第一發煙火。

跨年後伊達回到雇主家的豪宅，把疲累的身體扔進房間的床。她說隔日早上五點醒來工作的那個家裡，有 12 顆監視器鏡頭。對伊達來說，只有她手機的那顆直播照相鏡頭，對於身為移工的她，最自由。

台灣人對直播的印象是選舉開票、聽星座、看廟會、跟網紅互動。沒有移工。事實上，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有著自己的直播世界。我常常看到他們在直播，只是大部分的時候不懂，移工透過直播，要說些什麼?

我在台灣很好

「我第一次直播是在新豐工廠的宿舍，我打開房間的窗戶，那個海啊，太美了──。之後我就開始直播，直播日出五點的光線，或是夏天時候下班看見的夕陽。」印尼朋友妮妮說。我每次看到她，她總是在直播。妮妮在新北市汐止當看護，她在台灣工作 12 年了，換過 15 個雇主。每次講起 2015 年在新豐工廠的辛苦生活，妮妮總是皺起眉頭，但也在那個時候，她開始直播。

妮妮在台北車站大廳直播。 （江婉琦／攝影）

妮妮說：「辛苦的時候不可以直播。」直播是為了讓家人知道她在台灣過得很好；不是直接講電話跟他們說自己很好，是讓他們看，而且直播時要化妝，要看起來漂亮有氣色。

妮妮每次的直播都不太久，有一次直播超過二十分鐘，是不小心醉了。她當時跟朋友在捷運站前喝韓國酒，那時候被台灣人拍照，她不敢發布出去。「如果我發布出去，一定會有很多人說：天啊，你是女生！穆斯林！這個印尼人會喝酒！」

.

「我過得很好。」我問了好多人為什麼直播，這是最常得到的答案。大家都跟我說，他們希望別人看見自己在台灣很好。他們在直播裡，展現自己很好的樣子，證明「好像真的很好」。

.

外勞怎麼都在直播？

我們常常看到移工在直播，「外勞果然什麼都開直播呀！」、「500 外籍移工舞廳嗨翻，臉書開直播露餡！」、「女移工吃火鍋、唱卡拉 OK 都要直播，害自己 GG 了」、「臉書還開直播到處玩樂！」如果 Google 搜尋「移工直播」，總是得出這些字句和新聞標題，台灣人可以直播；移工直播，就要被說。

莉卡是一位印尼看護，在台中照顧坐輪椅的阿嬤，必須整天不離阿嬤身邊。在莉卡的一次直播中，阿嬤在火車月台旁坐在輪椅上，頭戴粉色毛帽、裹著橘色圍巾，身上穿戴得五彩繽紛，被莉卡打點得年輕。阿嬤在直播裡跟一位路過的印尼小哥擊掌，莉卡在鏡頭後面把這個景象直播上傳。

莉卡喜歡跟阿嬤出去玩的時候直播，她拍花、拍自己。平日跟阿嬤出門復健的時候，她也喜歡拍這位看到鏡頭就會比讚的阿嬤。

莉卡除了自己直播，她的 Facebook 裡每天也都會有其他移工朋友直播，她會滑一下、點掉，只是看一下大家在幹嘛，「大家沒什麼（事）都在直播，哈哈哈。」

女移工直播自己在用牙線剔牙，許多人不解，移工怎麼都在直播？ （江婉琦／攝影）

2008年台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出版的《跨國灰姑娘》一書提道，手機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讓移工建立網絡、聯繫家庭，或追求愛情。當時的手機只能通話和視訊，2016 年 Facebook 開啟直播功能，比視訊更具公共性，不只一對一視訊，而是大家都看得到。從那時開始，我常常看見熟識的印尼朋友直播，他們直播日常、休假生活，還有每一個我不理解的時刻。

對我來說，開臉書直播很尷尬，不知道要跟誰說話，所以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這群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這麼喜歡直播？

每周日的台北車站大廳可能是移工直播最密集的地方。我觀察到在這裡幾乎是五個人中就有兩個人在直播。直播內容可以是吃美食的一瞬，也可以是不講求構圖的漫漫遊走。在台北車站的直播，只屬於可以休假的少部分移工，大部分移工的直播，是發生在日常的每個時刻，在各地雇主家的廚房、小公園，和睡前的床。

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108 年 12 月，台灣目前東南亞外籍移工人數接近 72 萬人，其中印尼移工人數占比最多，高達 27 萬 6 千人，從事社福工作者 72%，產業工 28 %。在台看護工不受勞基法保障，勞動部 108 年統計，近九成外籍看護工無法固定休假，五成僅有「部分放假」，而且有三成四的看護工不曾放假。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移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用手機直播，因而成為一個人際溝通、自我抒發的出口。

直播是一種喘氣

有趣的是，108 年勞動部的統計中，外籍家庭看護與台灣雇主工作有困擾者，統計原因第一名為「語言溝通困難」，第二個原因是「愛滑手機、聊天」，占比 49.5%。直播，大概也在這個選項裡面。

也對，如果在大街小巷看見一位長輩與一位外籍看護工，那位外籍看護工大概手機不離身，時時低頭。她低頭看手機的頻率很高，像呼吸一樣。

手機對移工來說，是工作生活中的喘氣。

「老闆對我很好，我有事才會放假。直播都在外面，不會在家裡。」「莎莉媽媽」45 歲， 在北投照顧一對阿公、阿嬤，平日她會帶阿公、阿嬤去醫院拿藥和復健。在走到醫院的路上，莎莉媽媽常常開直播。

莎莉媽媽的中文說得條理分明，她條列了自己直播的原因。說第一，她在台灣很好、 照顧的阿公健康；第二，分享她照顧老人的方法給同鄉；第三，莎莉媽媽朋友很多， 她直播她帶阿公、阿嬤去復健和看醫生的路途，是要跟大家說：「我在忙，看我直播就好了。」

她拿起手機，給我看她某次直播的照片。照片裡她帶著阿公、阿嬤到陽明山踏青，讓阿公和阿嬤襯著野餐墊，蓋著毯子、撐雨傘入睡。「因為我怕有鳥鳥大便，或是掉下 來的樹枝，冬天山上風大，我直播告訴大家，在台灣怎麼帶老人家去爬山。」

沒什麼人看莎莉媽媽的直播，但她還是每天直播，我覺得比起她跟我說的直播原因， 她直播比較像是工作時的喘氣。即使僱主對待再好，合作愉快，直播暫時可以脫離現實，在直播的網路世界裡透氣呼吸。

阿娣也是這樣。

阿娣每天的直播鏡頭裡是她在後院種的小花、青菜、九層塔、木瓜，「因為它們很可愛，所以我直播。」阿娣說她在台灣沒什麼朋友，後院裡的植物是她的好友，她白天、夜晚都會直播，看花草茁壯。她說，近期的新朋友是一株不知道名字，一晚會長 15 公分的藤蔓植物。除了植物好朋友，阿娣也會直播分享做菜秘訣給她臉書上的朋友，她常常結束直播後接到電話：「姊姊剛剛那個怎麼做？教我！」

「但我就有麻煩。」阿娣照顧的身障朋友小傑在一旁笑著說。每當阿娣和小傑在外走動的時候，阿娣有時也會直播，小傑習慣了阿娣的直播，但是其他家人並不同。小傑說他和阿娣出門的時候，媽媽會在臉書分享阿娣的直播，但是阿娣一直播，他的手機也會一直響，爸爸或媽媽會傳許多則訊息，問他在哪裡、做什麼事。

阿娣是一位印尼看護，今年 50 歲，她在台灣照顧一位身障朋友小傑 11 年。阿娣的中文流利，跟小傑感情很好。她與小傑睡同一個房間，協助他行動、翻身，和生活上的大小事。他們像緊緊相依的母子，只不過阿娣還是需要在直播的網路世界裡，稍微休息。當阿娣直播的時候，她在鏡頭裡的姿態和聲音，好像舒服了許多。

為什麼我阿嬤在你直播裡？

阿娣和莎莉媽媽的直播裡有被照顧者；被照顧者並不一定都知道「他們被直播了」。

「我看到的時候，一開始滿衝擊的，阿嬤一定不知道自己被拍。」蔡雅婷從事移民工文化工作，也是移工的雇主。家裡有一位 20 歲的印尼女孩在老家嘉義幫忙照顧阿嬤，蔡雅婷和印尼妹妹加了臉書好友，可以在臉書上看見直播。她說妹妹的直播，常常拍到阿嬤。

「我阿嬤怎麼在你直播裡？阿嬤一定不知道自己被拍。」蔡雅婷說，她一開始會有疑惑， 「但是後來我在想，我自己不也一樣，會默默拍我阿嬤。」

莎莉媽媽直播時拍下的照片，她說她直播是告訴大家如何帶老人上山，備齊裝備不畏寒。 （Sri Utari ／攝影）

.

「我在她的直播看見阿嬤，一方面覺得衝擊，一方面滿開心的。她不是只是拍自己，她是在意我阿嬤，有把阿嬤放在心上，所以拍她。」蔡雅婷說，她在台北工作忙，只有阿嬤住院的時候，才會回嘉義看阿嬤。看著妹妹的直播，好像在阿嬤身邊。直播裡可以看見阿嬤的狀態，是不是還健康，可以有餘力碎念。

.

但還是有許多人，不喜歡移工直播。

「我接過因為直播被遣返的。」Amanda 說。她過去是移工，現在是新住民，她在桃園群眾協會的庇護中心工作，幫助有勞資糾紛的移工。

Amanda 處理過幾件廠工在工廠直播，被同事舉報直播而被遣返的案例。她說，在這些例子裡，工廠規定工作中不能直播洩露機密。但她認為，有時直播只是藉口，更深的是歧視，或暗地裡的同事爭鬥。

莉卡（左一）的直播裡常常有她照顧的阿嬤，阿嬤看到鏡頭會自動比讚。 （江婉琦／攝影）

我問 Amanda 怎麼看大家直播。她說看狀況啊，她舉了 2018 年一則新聞當例子，當時新聞裡女移工直播自己一邊照顧病床上的阿公，一邊跳舞。當時那則新聞引來一片謾罵，罵那位移工沒禮貌，「我不是說誰對誰錯，可是如果從她的角度想，她是不是一 天24小時、一年 365天為了照顧阿公，都沒有休假？她是不是壓力很大啊，所以用直播抒發情緒？」

蔡雅婷也說，「她（印尼妹妹）的生活滿無聊的，我會在直播裡看到妹妹在我房間裡下腰。」蔡雅婷說，印尼妹妹少有休假；當移工的生活圈只在家裡，直播可以跟朋友分享生活。

然而，也有些人，直播裡沒有阿嬤或雇主。他們不敢讓雇主知道自己在直播，但即使偷偷摸摸，也要直播。直播對他們來說是網路世界的庇護所，是跟同鄉朋友資訊的傳播，是彼此支持的網絡。

直播是彼此支持的網絡

「我每個禮拜一、禮拜三晚上九點直播。我告訴大家最新的勞資訊息，遇到困難可以怎麼找人幫忙。」

小翠住在基隆，照顧 91 歲的阿公，阿公身體還硬朗，小翠工作時間彈性，能夠時常出門，協助同鄉的朋友在工作上的糾紛。小翠在印尼移工的社群裡， 很受敬重，朋友都用印尼語稱她Bunda(女士之意）。她有一台 24 小時網路不能關的平板電腦。我曾經看過她電腦裡的 Line 介面，訊息回不完，許多人要找她幫忙。

小翠家裡的廚房是她的辦公室，放了書，也是直播的場所。當她要直播的時候，會跟阿公說她要「上課一下」，然後開直播，解決大家的疑惑。小翠每次直播一小時，最多會有 2,000 人同時在線上觀看，她說這些人大部分自己也不認識，但是來自很多地方，她說，在直播的時候，觀眾們會留言：「台南來了！高雄來了！很可愛這樣。」

在庇護中心工作的 Amanda 也會開直播讓同鄉的朋友諮詢解惑。她每周一次在協會辦公室開直播，一開就有 300 位觀眾收看。直播結束後，最多曾有 6,000 人看過。

我驚訝於小翠和 Amanda 所說的觀看人數，對我這樣不曾在臉書上直播的人來說，這些數字著實難以想像；但我也在這些數字之間，理解了移工對實用資訊的迫切需求。

Amanda 與她在庇護中心的朋友及移工們。 （江婉琦／攝影）

感覺自己真實存在，因為還有聲音

所以，移工的直播真的是因為自己過得很好嗎？有一天訪問後，我陪「直播說在台灣很好」的妮妮搭火車回家。

我跟妮妮一起搭上晚間十點的區間車，周末夜晚要回家的人很多，沒有位置的我們站著。她已經習慣台北這樣搖晃的區間火車，站著沒有握扶手。

我問妮妮，她坐車回家的時候也直播嗎？「會啊，我的雇主是我的臉書好友，我有時候也會直播讓他知道我要回家了。」不過，她笑了一下說，但是有時候也想保有隱私，臉書可以限定直播觀看的對象。

2019 年 11 月 16 日我訪問妮妮。2020 年 1 月 4 日，妮妮照顧的阿公過世。

我看見妮妮在臉書 po 上一段她與阿公開心歡笑的影片，她在貼文裡打上：「阿公一路好走。」我問她還好嗎？她用中文回覆：「我很好。」

阿公過世隔天是周日，本來是移工和好友們在台北車站開心相聚的日子。那一天晚上 的 11 點 31 分，妮妮一個人在空蕩的台北車站月台直播，月台沒什麼人，直播畫面裡駛過幾班區間火車，有時是妮妮失神的臉龐，畫著完整的妝。

在那天的直播裡，妮妮對著鏡頭、空氣、火車講話，講了20幾分鐘，她的話語混雜著印尼文和爪哇語，有些話我聽得不是很懂。但以我僅有的印尼語彙，我聽得很清楚，她直播裡說的不再是自己很好，是她「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

「Aku sendiri.（我一個人。）」除了這一句簡單的印尼文之外，她說的爪哇語， 我聽不懂，只能開著電腦，聽著她講話的聲音。

聲音。此刻的妮妮說著母語。 我終於懂了。你聽：

說母語是世界上最療癒的事情。

.

當台灣人看移工直播，我們常常想到他們暴露了被照顧者的隱私，或洩露工廠的機密，有人還因為直播，被遣返回國。但其實移工直播，是因為那是連結，在直播裡舒服地說自己的語言，表現快樂、展現自由，和同鄉朋友在網路上互助支持。移工是孤鳥，孤鳥在飛行的時候，直播可以讓他們脫離現實，在網路的世界裡回巢、透氣呼吸。

直播不一定代表自己真的過得很好。但是當移工直播的時候，他可以說話，表達自己。那一刻才終於不是一枚勞動力，而是個完整的人。因為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